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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冰:谈中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_学者笔谈

2020-01-18 06:53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我国庞大的法学教育体系,如今有必要实行两个双管齐下,一是在选出三类“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高端基地的同时,应适度压缩低水平的法学教育机构;二是在控制压缩法学本科招生人数的同时,应努力提升法律硕士的招生和培养水平。

  ■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作为现代大学样板的芝加哥大学原校长哈钦斯提出,大学之道不仅在于建设惟科学主义、惟专业主义、惟实用主义的“研究院”,而且更应是“文明传承之所”,即寻找和建立共同文化精神。

  ■ 在控制压缩法学本科招生人数的同时,应努力提升法律硕士的招生和培养水平。

  ■ 正如后工业社会里掀起的右脑思维对左脑思维的颠覆一样,过去那种一味地以理性、逻辑、规则、体制化、标准化和批量生产独领风骚的日子已一去不返,未来属于有不同思维的人。

  ■ 针对无所不包的法学学位体系,在不能痛下决心加以切割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套能够兼顾各种学位的高效教学体系,全面提升不同学位的整体水平。

  ■ 堪称法学经典的伟大杰作涉及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就是组成法律大厦的基石,甚至实践中的经验,也是根据法学经典所展示的理念发展而来的。

  ■ 必须趁国运昌盛的有利时机,加大对国际化办学的支持力度,加快与各国法学教育体系平等合作与交流的脚步。

  ■ 正是借助于经典阅读,法律思维的维度抽丝剥茧地被加以展开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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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发布“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文件,开启了新一轮中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序幕。作为实施该计划的重要一步,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于2012年12月公布了首批入选三类“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的法学院系名单。本文从笔者个人的观察出发,就“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的中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谈几点个人的思考和建议,供法学界批判。

  为什么阅读经典:叩问现代大学文明之根

中国的法学教育经过30多年粗放式的发展,目前已拥有一些法学教育的世界之最,例如:

  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学美国,却很少有人叩问美国大学之根究竟在何处。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作为现代大学样板的芝加哥大学原校长哈钦斯提出,大学之道不仅在于建设惟科学主义、惟专业主义、惟实用主义的“研究院”,而且更应是“文明传承之所”,即寻找和建立共同文化精神。换句话说,现代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它根植于西方文明的灵魂深处,而越来越多的现代顶尖大学推行的通识教育,即为突出的脚注。

最庞大的高等法学教育体系:全国共有623所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法学本科在校生总人数达40万之众;

  不过,美国顶尖大学通识教育的精义所在,绝不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的兴趣课,而是作为一项基础学术训练,直接让学生深度研读经典。毕竟,所谓共同文化精神的精华所在,首先体现于历代经典著作之中,传承于伟大著作的字里行间。当下几乎多数美国大学都是先读经典,后读史,再进入专业学习。可以说,现代美国大学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通识教育理念,已成为史上著名的“芝加哥大辩论”留下的最大硕果。同时硬币的另一面,公认作为通识教育样板的芝加哥大学强调经典阅读,也丝毫没有削弱其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事实上的芝大不仅历来以获得诺奖人数最多而著称,而且以能出各种学派闻名遐迩,这在美国大学中是非常罕见的。

最大规模的法学院:以中国政法大学为首的几所政法大学,无论是法学师资力量还是法科学生人数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那么,何以是经典而不是畅销书孕育着共同文化精神?其实道理很显然,因为经久不衰的经典是以无以伦比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其深度和广度为后世难以超越;同时,围绕这些问题的阐述具有永恒的价值,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和褪色,改变的至多是它呈现出来的方式。

最多样化的法学院系类别:除了综合性大学和各种专门性大学设立的法学院系外,还有专门的政法大学、政法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律师学院、司法行政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甚至独特的“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School of Transnational Law)”。此外,各种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业余大学等非普通高校也开办法学学历教育;

  借助经典阅读研习法律思维

最齐全的法学学位体系:我国设有法学本科、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法律硕士(法本)、法律硕士(非法本)、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等学位,还有专为中国学生开办的英文J.D.学位,以及专为外国学生开设的英文LL.M.和S.J.D.学位等;

  正如后工业社会里掀起的右脑思维对左脑思维的颠覆一样,过去那种一味地以理性、逻辑、规则、体制化、标准化和批量生产独领风骚的日子已一去不返,未来属于有不同思维的人。否则,结果只能是沦入世界食物链的底层,亦即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左脑们,很可能将被那些闲庭信步式的右脑们所奴役,做牛做马,翻不了身。

最大数量的各类法学教材系列:在网上随意一搜,就能发现近40种法学教材系列,除一系列高校法学教材和高等政法院校法学教材外,还有各种特殊冠名的系列教材(如21世纪、新世纪、新阶梯、现代、创新思维、法学精品课程法学教材等),以院校冠名的系列教材(如清华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材等),专门性大学系列教材(如财经类高校、党校法学教材等),地方性系列教材(如江西省法学教材),以及电大、成人、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系列教材。

  其中,作为现代多元思维的核心之一,法律思维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相对于文学、艺术、历史甚至宗教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法律的初涉者更易遭遇各式各样的阻力和困惑。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比法律更近地关乎人类的存在。比如,没有诗歌、绘画或音乐,人类依然可能存在,然而不存在不受法律调控的社会成员。可以说,以法律的思维分析和观察整个社会共同体,已成为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视角。

拥有多项世界之最的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在结出累累硕果的同时,产生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法学院系过度低水平膨胀、法学学位体系无所不包、法学教材五花八门,同时,一方面就业问题突出,一方面却满足不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高端人才的需要,等等。

  法律思维的养成,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概论式地讲法律概念和原则,通史式地讲上千年的法制发展史,以及满堂灌式地讲法律的所有部类。诚然,这是法科生的研读之路,但对于法律零基础的以接受通识教育为目的的学生而言,短时间内看上去好象什么都知道了,实际却什么都没有真正掌握,甚至连运用法律如何思考这个起码的方法都难以掌握。二是集中阅读少而精的经典著作,目的在于通过系统指导下的深度阅读,培养学生自己有能力去阅读其他经典原著。乃至于,最酷的方式,就是集中一学期精读一本经典,帮助学生树立一种法律思维的自觉。特别强调不能沿袭过往的“工具性阅读”或“快餐式阅读”。

在笔者看来,如此庞大的法学教育体系已使中国的法学教育问题积重难返,需要我们在现有的体制下寻找稳妥有效的途径,不以浮躁治浮躁,徐而图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推出,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但面对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重重问题,我们还需要对该计划未涉及的重要方面进行思考,探求出路。

  当切入通识教育之时,既然借助经典阅读研习法律思维更为可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法学经典进行法律思维的训练?

首先,针对我国庞大的法学教育体系,如今有必要实行两个双管齐下,一是在选出三类“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高端基地的同时,应适度压缩低水平的法学教育机构;二是在控制压缩法学本科招生人数的同时,应努力提升法律硕士的招生和培养水平;其次,针对无所不包的法学学位体系,在不能痛下决心加以切割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套能够兼顾各种学位的高效教学体系,全面提升不同学位的整体水平;最后,在中国法学教育真正进入国际水平之前,必须趁国运昌盛的有利时机,加大对国际化办学的支持力度,加快与各国法学教育体系平等合作与交流的脚步。

  法学流派的梳理与法学经典的甄选

国家宏观调控与法学院系自主选择相结合

  作为集法学文化大成与法制兴衰得失的法学经典名著,居于横跨数千年历史跨度的法律思想史的核心。而如何甄选法学经典,必先从梳理法学流派入手。无疑,现代西方法学发达史较之东方法律更为深刻,可大致分为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三大流派。它们之间的分野,主要体现为指向对象的差异和法学方法的不同。

从世界范围看,入门法学教育有多种模式。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坚持以本科为入门法学教育的基础,美国则以研究生阶段的J.D.法律职业教育为主。而在中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法学教育在尝试了上述两种模式之后逐步形成了本科加法律硕士教育的混合体。

  作为法学界的入门常识,众所周知,自然法学派,回应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所关注的是法律的理想和价值;分析法学派针对的是“法律实际是什么”,关注于律令和技术;而从现实角度出发,反过来检验法律实施的有效性,这是社会法学派的基本思路。事实上,围绕三大法学流派的争议、问难和颠覆从未中止,乃至纷呈繁多的西方法学经典对于许多法律的本质问题至今从未达成一致意见,许多恐怕只能是代表局部的、有限的真理,或者只是解决了经典著述者所处时代里那些迫切需解决的问题,不过,堪称法学经典的伟大杰作涉及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就是组成法律大厦的基石,甚至实践中的经验,也是根据法学经典所展示的理念发展而来的。

中国的混合模式,是吸收世界各国法学教育模式的长处,多种教育模式兼收并蓄进行改革的结果。今天,要想对其进行壮士断腕式的重大切割,例如实行废除本科法学教育的主张,似乎是不现实的。作为法学的入门教育,全国绝大部分法学院系从事的正是法学学士的培养,只有118所法学院系经教育部批准能够招收法律硕士。因此,笔者主张,在不能完全停止本科法学教育的现阶段,可以考虑以下三方面的改革:

  比如,曾经一度作为走出中世纪宗教统治阴霾的近代分析法学派诞生,所蕴涵的对规则、理性的追崇,向被视为是西方法律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它的唯规则是从的信条,却给了二战后远东和纽伦堡两大军事法庭上的战犯们为自己辩护的最好借口:所谓的侵略战争、种族灭绝,都不过是执行纳粹法令或天皇令的结果而已。正是这一“恶法亦法”的分析法学派困境,引发了以理想和价值为轴的自然法学的复兴,它所秉承的理念就是,当实然的法律达到不能承受之恶,即不应得到实施。“反人类罪”的国际惩罚战犯法则推出,就是被用来惩罚东条英机、萨达姆、季米特洛夫、卡扎菲、穆巴拉克等甲级战犯或现代专制独裁者的自然法则。而代表着这种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立场冲突的经典著作,毋宁以哈特《法律的概念》和富勒《法律的道德性》,最为针锋相对和声誉卓著。

第一,教育部可以通过教育行政手段暂停发展新的本科法学院系,同时正式建立法学教育质量控制体系,通过该体系确立我国法学院系的进入和淘汰机制,对于本科法学教育中师资、生源和就业较差法学院系的法学专业适当压缩,最终在全国建立约500所符合质量控制体系的法学院系。可以说,两手抓是这项工作的两个方面,不能偏颇。对于“法学教育质量控制体系”,可以在教育部高教司和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基础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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